阴谋论符合人类的思维和认知？！优质

前段时间《好奇心日报》策划了一个系列专题报道，采访了 20 个人，他们中来自学界、媒体、出版界居多，共同特点是长期关注公共话题，希望传承下去的是一个“好社会”。

今天与大家分享道长的专访部分，内容涉及阴谋论、假新闻、隐私、道德……等一系列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我们热议，且严肃的问题。

但每个问题都事关我们未来到底是否有资格拥有那个“好社会”。

本文节选自：好奇心日报（qdailycom），原题：《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记者：曾梦龙

受访者

梁文道

著名作家、媒体人。看理想节目总策划，《一千零一夜》主讲人。

共济会之类的阴谋论是如何流行起来的？

梁文道：阴谋论从来都很流行，没有消失过。美国大选、英国脱欧都看到很阴谋论的。阴谋论今天之所以流行，首先因为你没有一个为公共所接受的权威。社会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具有公信力的，没有什么是权威的。

比如说，原来我们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大家应该是相信的，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这样的媒体，大家就开始流传各种各样的消息。阴谋论都有共同的基础的条件和结构才能流行。

第二，你发现事实是不可检测的，也很难检测。你要去寻找事实的途径很复杂，你要找到它的时间跟精力的成本消耗很大。那么这个时候阴谋论提供的是什么？

一种很方便的理解世界的工具。阴谋论是一种很简单的看待世界的方法，但是它一定又符合我们人本身已经存在的前提跟假设。任何理论都要去验证对不对，当你拿着阴谋论用在个体生活中，你发现它都对，那你就会相信阴谋论。

共济会标志，它被看作阴谋论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像《货币战争》、 1969 年阿波罗的登月是一场骗局、 2001 年的 “911” 恐怖袭击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的行径等都是著名的阴谋论。来自：wikipedia

正如当年纳粹的宣传，他们就很喜欢强调“锡安山会的阴谋”。“锡安山会的阴谋”指的是这个世界上有一批锡安复国主义者，就是犹太人，他们是阴谋结盟的跨国资本家，他们想要复活锡安国，同时想霸占整个欧洲。

那为什么大家会相信这种话？那是因为，第一，你看到，的确我们德国最有钱的好像都是犹太人，银行家都是犹太人，这些都是有钱人，这些人你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犹太人是德国的少数民族，那凭什么他们都占据了那么有钱的位置？你平常生活里看到的东西好像都在验证这么一个讲法。

你相信这个理论，你的这个倾向会让你看不到反对它的这个事实，比如说穷的犹太人也有很多，甚至更多，大部分东欧犹太人都很穷。农民在很荒凉的土地上面耕种，你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因为你已经相信了那个理论。所以阴谋论的结构都很类似。

我们如何打破阴谋论和偏执的思维方式？

梁文道：因为阴谋论是符合人类的思考和认知的，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很难破除。生活使得人需要简化事件，要不然我们很难活。要不然我们怎么说会有种族定型、种族偏见，国家偏见。那是因为这种偏见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开始就有的一种分类需要。

我看到什么东西我会很担心，我看到什么东西我觉得好，那是类型化思考的结果，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类型化思考我们活不下去。文化是这么起来的，人的思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看到一些人肤色跟我完全不一样、语言跟我完全不一样，我会很自然把他们归成一类。这是一个符合思考习惯、人类基本认知结构的东西。大部分我们的偏见都跟这个有关。

克服这种偏见等于克服人的认知本能，一个人要克服人的认知本能是要花很大力气的。你要经历严密的逻辑训练，你要随时清醒地反省自己。对大部分人来讲，这太难了。

像巴铁这种匪夷所思的“前沿技术”却有很多人相信，哪里出了问题？

梁文道：巴铁那种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大家都很懒，连政府部门都很懒，懒到连基本的判断能力都消失掉了。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说自己无能，我们只能说自己懒惰。

“巴铁”看起来是一种可以在骑车头顶上行驶的大型巴士，去年 8 月，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媒体公开报道了这些“发明”，后被质疑可使用性，并涉嫌非法集资。图片来自szhouse。

其实坦白来讲，对于我来说这不是问题，有太多工具和渠道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牵涉到科学和技术而我们又不懂的公共事件。微信上有个公众号叫“知识分子”，那个是一群正儿八经做科学研究的人办起来的。上面就有大量的科学界的人怎么看这些问题，科学界在讨论什么。所以说今天你要有意愿的话，你没有搞不懂的东西，只是你愿不愿意花这个时间，有没有这个精力而已。

在我看来今天比过去几年比较进步的一点是，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比从前更愿意和公众分享他们的见解和知识，所以才会有果壳网、知乎这种媒体的出现。那些人有意愿，他们做了那些东西，如果你也有意愿，你是找得到的。也就是说在知识上面，我们可以比以前更好地装备自己。

为什么一个假新闻更容易出现在社交媒体时代？

梁文道：我十年前就讲过，我们必然会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就是公共会被瓦解掉。为什么呢？当年中国还只是流行博客，微博都还没出现，那时候我和在网上还很活跃的博客作者有过一些讨论，比如和菜头，或者现在不能写的东西莫之许。十年前我就已经在谈，我们会进入一个碎片化的、重新部落化的状态。

刚才所说的“后真相”这种情况，比如今天大家流行假新闻，它只有在部落化这样的前提之下才能产生的，为什么呢？首先先回答，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会进入一个部落化状态。那是因为十年前我们就已经看到，互联网媒体会产生一个区隔化的效果。

当年，总会有一帮人，会去看牛博网，那是自由派的根据地。看牛博网的人，多半老死都不会去看乌有之乡。看乌有之乡的不会去看牛博网。然后他们觉得乌有之乡讲的是真理的人，不会相信牛博网上面写东西的人的话，反过来也是。

再下一步，媒体必然是更进一步的社群化，然后十年前已经有“脸书” (Facebook) 了。我一看到“脸书”，就觉得“脸书”会是这样的东西。那“脸书”的影响我们直到最近两年才在中国感受得到，因为微信的朋友圈，这个圈子的整个基础概念就和“脸书”是一样的结构，分众化，是社交媒体。媒体加上两个字，变成社交。就跟过去的大众媒体必然分别了，大众媒体是属于大众的，它针对的是大众，它不为某个人或者某群人服务。

尽管传统的大众媒体也有立场的区别，比如英国的《泰晤士报》，传统上就倾向于保守党；《卫报》传统上就倾向于工党，一件事发生了出现了，两个报纸观点、角度完全不一样，但至少它们讨论的是同一件事。有些基本的讯息由于记者的专业训练使它们不能被扭曲。但是当大众媒体转型成社交媒体，或者社交媒体占优势之后就不一样了，你看的新闻，你看的消息，90%是你圈子里的人发给你的。

《泰晤士报》，政治立场中间偏右，来自：wikipedia

《卫报》，政治立场中间偏左，来自：wikipedia

那些人为什么会在你的圈子？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有相似的价值观，相似的爱好，也就是你每天得到的对于世界的讯息，尤其是新闻，已经由你的朋友——本来就和你很像的一些人——先帮你过滤掉了。至于那些跟你不像，或者跟你对世界看法、兴趣关注点不一样的人，他们看到的东西你是不会知道的。这个时候，立场慢慢就取代了真相跟事实。

所以你的圈子里面就算传一些假新闻，你不会知道它是真是假，你发现那个新闻很对你们圈子里人的胃口。比如说美国大选就最明显，当极度讨厌希拉里圈子里的人，他们看到一条新闻说，华盛顿一家披萨店涉嫌买卖童工，整件事背后有希拉里的参与，民主党的支持。

他们没有办法去考察这个世界的真假，但是因为是他们圈子里的媒体讲的，他就觉得必然是真的。因为他们已经认定了希拉里是个坏人，民主党就是坏蛋。在华盛顿的那帮人都是坏蛋。他们干出这种事不出为奇。

所以他们就会相信。所以所谓的后真相或者假新闻，它的根基基础在于我们社交媒体的流行，而社交媒体注定会使我们整个社会部落化。部落的意思指的是，这个部落的人他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观念，自己的生活习惯，自己的仪式，而跟别的部落是不共通的，是大家不往来的，我们今天就会是这个状态。

为什么说不保护自己的隐私，也不会很好地尊重别人的隐私？

梁文道：我十年前就已经写过的，互联网的趋势就是会使得我们会越来越不在乎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区别，甚至到了一个你漠视它的地步。

你想看看，现在我们很多家长，他生了小孩了，他会做什么？他会把自己孩子的照片传上网跟朋友分享，甚至放到微博给公共看。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大概不会去想，他这个今天两三个月大的孩子，他长大后愿不愿意他小时候光屁股的照片跟着他一辈子。

我们大部分人在做这个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个问题，而媒体，比如说微信这个东西，你用它的时候你不太容易区分的出来，跟西方人的 Facebook 一样，你不太容易搞清楚这是公共还是私人。

其实早在十年前就有这种形象了，比如说博客，最早台湾把它翻译成网络日记，我觉得挺说明它的性质的，传统上日记是一个人留给自己的工具、一个记录。以前的日记本最早是带钥匙的，为什么，因为怕人看到，日记是很私密的。但是当你把日记传上网之后，整个东西是颠倒了。

日记本，来自：ruten

以前你觉得日记是私人的不该让人看，今天你会觉得日记就该给人看，而且你还希望有很多人看，所以你会计较谁阅读了谁转发了。如果没人看的话你会觉的很不对劲很不好。所以我们开始越来越不关注私隐，也就是说私隐，我们对它的观念，或者尊重程度在下降。所以我们大量公开我们的私隐。

当我们自己不关心自己的私隐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关心人家的私隐。所以我们今天很容易拍照，也没有问别人你就拍。

比如前两天我在机场休息室遇到一个人，他看了我，他就坐在我对面，他就拿相机对着我拍了好久，一句话都没有说。我想，对他而言，他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他没想到这是侵犯，侵犯的话你首先是要有一个私隐的观念，但他没有这个观念了，他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他说我今天拍什么东西交给谁看这是我的自由，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观念的话，那才会产生刚才你说的，微信朋友圈的东西截图放到微博，酒桌上大家说的东西录下来发出去，那天吃饭的时候他不会说你说话的时候我能录音吗？我能拍吗？他就觉得，我拍这是我的权利，我录音也是我的权利，我要发给谁也是我的言论自由，关你什么事。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要重新定义道德吗？

梁文道：我们公私领域的概念开始模糊了，这个东西模糊之后，我预言未来十年产生最大冲击的是人类的道德秩序要面临着重整。我们今天有很多道德秩序是建立在公私分别上面的，跟你私人生活和公共社会的区隔是相关的。如果这个动摇了，那我们未来的道德秩序也会被动摇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像美国总统大选或者欧洲那些国家选总理选首相，通常这种竞选最怕别人揭露原来他有丑闻，他过去曾经性骚扰，年轻的时候做过许多坏事，那这个候选人他是个坏人，他不可信，我们不要选他。

未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年轻时候干过多少事大家都不介意，因为你小时候你妈妈就把你光屁股的照片传上网，你幼儿园、小学你就跟同学们在微信里沟通，什么东西都放上去，你一辈子，对大陆的人来讲都是透明的。

未来也许总统候选人参选，我们很多人通过方便的网络工具找到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曾经作弊被老师发现，中学时候曾经假装病假，原来是逃学。我们就说这个人太不可信了，从小就撒谎，这样的人能选总统吗？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和担心。但是未来我们不会，因为人人都做过。

这就有点像今天特朗普，他说我被录音录到我在说那个女的怎么样，把她上了吧，把她睡了吧，我是说过怎么样？你没说过吗？对啊我们人人都说过被录音，于是我们觉得这不是问题了。

我们公司请一个员工，我们会查他以前有什么记录，我查到小时候他朋友圈里有很多人骂他，每个人都是犯案累累的。我们所有人都是普通人，所有人都会犯错，所有人过去做了什么事都被记录在案，甚至是公开记录。

到最后，一个人找工作到他竞选政治职位，他往常犯的所有问题我们都会慢慢接受的。这就是公共秩序的一个很大的重整，道德观念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介意的东西会越来越少，我们会越来越宽容。

日本的年轻人为什么不被重视？

梁文道：这很自然，这是市场力量。因为全世界都是这样，你的消费力主要集中在哪个阶层，或者哪个阶层最显眼，大家都会顺从它。现在中国，网络媒体上面最活跃的就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最可见，最visible，所以社会主流会注重他们的看法跟感觉。

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人均收入也普遍地比过去要高，他们也愿意消费，那他们其实是主要消费力人群，大家就会迁就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比如在日本，年轻人不重要。日本跟全世界都不太一样，好几本时尚杂志是做给五六十岁的人看的。日本的时装也跟别的国家不太一样，它本土的时装品牌，甚至是外国大牌到日本之后会推出一些给老年人穿的。因为，第一，日本年轻人少，第二，穷。它的贫富差距是以世代化的差距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就可以看到世界的变化。近几年欧洲、日本的时装发布会的年度走台秀上面的模特越来越多是中年人在做。以前我觉得做时装模特都是年轻帅气或者身材很好的小鲜肉，现在不是了，现在都是白头发的人在走时装秀，为什么？因为那些人才是他们市场有钱买得起东西的人。而中国也会逐步迈向高龄化，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的主要消费阶层还是年轻人。

第二，不只是中国，国外的很多社会学家早就批评过，世界都在幼稚化、低龄化。这也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成人阶段整个都被推迟了。以前的人他可能十二三岁，比如中国古代，他就要行冠礼了。十五岁就开始成家生孩子了，十岁之后就开始帮家里做事打工下地了，以前的人成人地很早。

当然以哺乳类动物来讲，哺乳类动物成年阶段就比较往后拖嘛，红毛猩猩要到八岁之后才离开妈妈，人类也是一样。随着文化的进展，我们成人阶段不断地往后推。

因为我们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从 20 世纪开始，小学教育成为必备的东西后，成人阶段就开始往后拖，到后来大家觉得初中起码得上，再到后来觉得高中毕业就叫知识分子了，再到后来大家觉得怎么样都得上大学大专，到现在大学大专都不够了还得考研，所以你成人阶段是不断往后推的。

为什么今天很多人都讲今天 20 多岁的人比不上一个十几岁的人成熟，是因为整体的成年阶段在往后推。但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个趋势。

即使声音微弱，也要做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

梁文道：我觉得，说到底，你就是本分地做人。所谓“本分地做人”意思是说，尽管世界是这个样子，局面是这个样子，但是有什么是你力所能及能做到的，还是要做。

尽管这个声音多么微弱，也就是说，我们可能都要做一些明知注定要失败的事，因为那不是一个为了成效的问题，那是一个道德责任问题。

我常常举的例子是，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女孩掉到河里，直接下去救她。你不会有时间在岸上计算，我现在下去，救到她的几率有多大，我算了一下，我救到她的几率只有 23%，就是说我有 77% 的机会是救不到她的，那算了，我还是不救。不会，你会想着无论机会多大，都想办法先救她再说。

为什么？这是道德责任。道德责任不是看最后你做这件事的成果怎么样，而是你该做什么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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